古代上厕所竟得靠红枣和木棍？这事儿听着跟说笑话似的，枣是吃的、棍是烧火的，咋就跟茅厕扯上边了？可别当是瞎掰，这都是古人实打实的日常前十证券公司，看着奇葩的搭配，说到底全是那会儿没条件，逼出来的无奈法子。
得先把心思从现在的卫生间里抽出来，往几百上千年前倒回去想。那时候绝大多数人，家里所谓的厕所，就是在院子角落或屋后挖的大坑，叫 “茅坑” 真是再形象不过。坑上面架两条看着还算结实的木板，人就蹲在上头。坑有多深？看运气，也看主家勤不勤快。底下是日积月累的污物，夏天苍蝇成群，蛆虫在边上白花花地蠕动，那股混合发酵的臭味，能直接顶人一个跟头。所以古人管上厕所叫 “登东” 或者 “出恭”，听着文雅点，却改变不了那地方污秽、甚至有点危险的事实。《左传》里都白纸黑字写着，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景公，就是 “陷而卒”—— 说白了就是掉进粪坑淹死的。国君尚且如此，普通人家的条件，您自己琢磨琢磨。
好点的人家，屋里会用 “恭桶”，就是一个木制的大桶。桶里会垫层灰或者干土，用完了赶紧盖上盖子，指望能遮点味。但这桶得天天倒，倒桶时的景象和味道，想想都知道不好受。所以无论贫富，厕所里的刺鼻气味，都是绕不开的头号难题。
展开剩余77%这下就能明白那盘红枣的用处了，它最要紧、最正经的用途，从来不是吃，而是堵鼻子。再说这枣，还得是干枣才行 —— 鲜枣软塌塌的带汁水，沾着污物就没法用，只有干枣硬实干爽，塞鼻孔里才管用。
晋朝有个叫石崇的大官，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巨富，最出名的就是和外戚王恺斗富，炫富的故事一箩筐。据说他家的厕所华丽得像卧室，有纱帐，有软垫，还有侍女捧着名贵的香料站在旁边伺候。这说法或许有夸张的成分，但比较可靠的是，他家厕所里确实常备着一盘干枣。这枣可不是招待客人的零嘴，而是专门给客人用的 “鼻塞”。客人内急进去之后，得先从盘里捏两粒不大不小的干枣，把鼻孔牢牢塞住，才能安心进行下一步。《世说新语》这类记民间闲篇的书里，就有过类似的记载：有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去豪门做客，内急时进了厕所，看见盘里的红枣，以为是主人特意招待的，坐下就吃，最后沦为了几十年的笑柄。这笑话反过来恰恰证明，在当时的认知里，厕所里的枣绝非食物，而是一种奢侈的 “防臭防具”。普通人自然用不起红枣，可能撕块破布、揉团废纸，实在没辙了，就只能硬扛着那股臭味。那一盘干枣，不过是富贵人家在肮脏的现实面前，一种近乎矫情的昂贵抵抗，藏着点 “你看，我家连防臭都这么讲究” 的炫耀罢了。
解决了鼻子的麻烦（或者说勉强试图解决），接下来就是更实际、更棘手的问题：方便之后该如何清洁。这一点，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，都得直面，只不过办法有粗有细罢了。
咱们现在用的卫生纸，普及开来已是很晚的事了。在漫长的古代，纸本就是贵重物，尤其是有字的纸，带着古人 “敬字纸” 的民俗传统，拿来擦污秽是大不敬的事；就算是白纸，寻常人家也绝舍不得这么用。那怎么办？老祖宗们的办法全是 “就地取材”：用瓦片、用石头、用干土块、用阔一点的树叶、用搓软的秸秆。而其中一种稍微 “经久耐用” 些的工具，就是木片或竹片，这东西还有个正经名字叫 “厕筹”，民间也叫 “搅屎棍”—— 这俗称虽不好听，却格外形象。
这厕筹可不是随便找根粗木棍就行，一般会削成窄窄的长条，还会把边缘打磨光滑，避免划伤皮肤，就摆在茅坑边或恭桶旁。它有两个怎么也优雅不起来的用途，却是古人如厕时的必需品。
其一，是刮擦清洁，这是它的本职工作。用完之后，讲究点的富贵人家会直接扔掉，换根新的；但更多普通人家，会把用过的厕筹拿去冲洗一下，或者用刀把表面削掉一层，下次接着用。听着让人觉得不舒服，但这就是当时的常态。唐朝还有个记载，说有官员节俭到了极致，竟把别人用过的厕筹捡回来，洗洗干净自己接着使。这事放在今天完全无法想象，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，反倒可能被当作一种极端的美德来传扬。
其二，是通堵和搅拌，这也是 “搅屎棍” 这个名字最直接的由来。茅坑里的污物久了会板结，堵在坑底下不去，就得用这棍子去捅开、搅匀了，它才能慢慢沉下去，不然越堆越高，最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；恭桶里的灰和污物也得搅和一下，才能盖得均匀、倒得干净。所以这根小小的厕筹，还是个维护厕所不至于瘫痪的 “简易工程器械”，靠着它，那个最基础的排污场所，才能勉强运转下去。
不妨想象一下那个完整的场景：一个古人，无论贵贱，当他不得不走进那个气味冲天的角落时，首先得对付钻鼻子的恶臭。他或许会熟门熟路地拿起两粒干枣，或是揉一团废纸，塞住鼻孔，在弥漫的臭味中为自己争取一小块相对能呼吸的空间。然后，他得蹲在那颤巍巍的木板上，或坐在冰凉的恭桶沿上，完成内急。最后，他伸手拿起那根表面可能已经摩挲得有些光滑的厕筹，完成清洁，或许还得皱着眉头，顺手往茅坑里捅弄两下，防止堵塞。
这一套流程，没有丝毫美感，满是直面生存窘迫的粗糙感。红枣那点可怜的香与甜的念想，早被厕筹木棍代表的赤裸裸的污秽与清洁的现实，压得荡然无存。这两样东西并置在厕所里，就是一种最直白的宣告：在这里，体面是奢侈品，能顺顺利利解决基本需求，才是硬道理。
这老习惯是什么时候慢慢消失的呢？过程慢得很。纸张变得便宜易获取，是唐宋以后的事了，但即便到了明清，乃至老一辈人小时候，在很多乡下地方，用 “棍儿”“瓦片” 或者干土块如厕，仍然是常事。真正让红枣和厕筹彻底成为坊间谈资的，是西洋的抽水马桶和便宜柔软的卫生纸传入中国之后，人们才突然知道，原来上厕所，还可以是另外一番干净清爽的样子。而卫生纸真正在农村普及开来，已是民国之后，甚至到建国后才慢慢实现。
所以这事说起来前十证券公司，根本不是什么风雅趣闻，就是一段带着味道的民间生活史。它告诉我们，古人过日子，远没有诗词歌赋里描绘的那般处处有滤镜，他们在很多方面，都不得不在物质的匮乏和条件的局限中，琢磨出一些今天看来格外无奈的法子。那根打磨过的厕筹木棍，还有那盘用来堵鼻子的干枣，就是这些法子中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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