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古代上厕所竟得靠红枣和木棍?这事儿听着跟说笑话似的,枣是吃的、棍是烧火的,咋就跟茅厕扯上边了?可别当是瞎掰,这都是古人实打实的日常前十证券公司,看着奇葩的搭配,说到底全是那会儿没条件,逼出来的无奈法子。
得先把心思从现在的卫生间里抽出来,往几百上千年前倒回去想。那时候绝大多数人,家里所谓的厕所,就是在院子角落或屋后挖的大坑,叫 “茅坑” 真是再形象不过。坑上面架两条看着还算结实的木板,人就蹲在上头。坑有多深?看运气,也看主家勤不勤快。底下是日积月累的污物,夏天苍蝇成群,蛆虫在边上白花花地蠕动,那股混合发酵的臭味,能直接顶人一个跟头。所以古人管上厕所叫 “登东” 或者 “出恭”,听着文雅点,却改变不了那地方污秽、甚至有点危险的事实。《左传》里都白纸黑字写着,春秋时晋国的国君晋景公,就是 “陷而卒”—— 说白了就是掉进粪坑淹死的。国君尚且如此,普通人家的条件,您自己琢磨琢磨。
好点的人家,屋里会用 “恭桶”,就是一个木制的大桶。桶里会垫层灰或者干土,用完了赶紧盖上盖子,指望能遮点味。但这桶得天天倒,倒桶时的景象和味道,想想都知道不好受。所以无论贫富,厕所里的刺鼻气味,都是绕不开的头号难题。
展开剩余77%这下就能明白那盘红枣的用处了,它最要紧、最正经的用途,从来不是吃,而是堵鼻子。再说这枣,还得是干枣才行 —— 鲜枣软塌塌的带汁水,沾着污物就没法用,只有干枣硬实干爽,塞鼻孔里才管用。
晋朝有个叫石崇的大官,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巨富,最出名的就是和外戚王恺斗富,炫富的故事一箩筐。据说他家的厕所华丽得像卧室,有纱帐,有软垫,还有侍女捧着名贵的香料站在旁边伺候。这说法或许有夸张的成分,但比较可靠的是,他家厕所里确实常备着一盘干枣。这枣可不是招待客人的零嘴,而是专门给客人用的 “鼻塞”。客人内急进去之后,得先从盘里捏两粒不大不小的干枣,把鼻孔牢牢塞住,才能安心进行下一步。《世说新语》这类记民间闲篇的书里,就有过类似的记载:有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去豪门做客,内急时进了厕所,看见盘里的红枣,以为是主人特意招待的,坐下就吃,最后沦为了几十年的笑柄。这笑话反过来恰恰证明,在当时的认知里,厕所里的枣绝非食物,而是一种奢侈的 “防臭防具”。普通人自然用不起红枣,可能撕块破布、揉团废纸,实在没辙了,就只能硬扛着那股臭味。那一盘干枣,不过是富贵人家在肮脏的现实面前,一种近乎矫情的昂贵抵抗,藏着点 “你看,我家连防臭都这么讲究” 的炫耀罢了。
解决了鼻子的麻烦(或者说勉强试图解决),接下来就是更实际、更棘手的问题:方便之后该如何清洁。这一点,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,都得直面,只不过办法有粗有细罢了。
咱们现在用的卫生纸,普及开来已是很晚的事了。在漫长的古代,纸本就是贵重物,尤其是有字的纸,带着古人 “敬字纸” 的民俗传统,拿来擦污秽是大不敬的事;就算是白纸,寻常人家也绝舍不得这么用。那怎么办?老祖宗们的办法全是 “就地取材”:用瓦片、用石头、用干土块、用阔一点的树叶、用搓软的秸秆。而其中一种稍微 “经久耐用” 些的工具,就是木片或竹片,这东西还有个正经名字叫 “厕筹”,民间也叫 “搅屎棍”—— 这俗称虽不好听,却格外形象。
这厕筹可不是随便找根粗木棍就行,一般会削成窄窄的长条,还会把边缘打磨光滑,避免划伤皮肤,就摆在茅坑边或恭桶旁。它有两个怎么也优雅不起来的用途,却是古人如厕时的必需品。
其一,是刮擦清洁,这是它的本职工作。用完之后,讲究点的富贵人家会直接扔掉,换根新的;但更多普通人家,会把用过的厕筹拿去冲洗一下,或者用刀把表面削掉一层,下次接着用。听着让人觉得不舒服,但这就是当时的常态。唐朝还有个记载,说有官员节俭到了极致,竟把别人用过的厕筹捡回来,洗洗干净自己接着使。这事放在今天完全无法想象,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反倒可能被当作一种极端的美德来传扬。
其二,是通堵和搅拌,这也是 “搅屎棍” 这个名字最直接的由来。茅坑里的污物久了会板结,堵在坑底下不去,就得用这棍子去捅开、搅匀了,它才能慢慢沉下去,不然越堆越高,最后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;恭桶里的灰和污物也得搅和一下,才能盖得均匀、倒得干净。所以这根小小的厕筹,还是个维护厕所不至于瘫痪的 “简易工程器械”,靠着它,那个最基础的排污场所,才能勉强运转下去。
不妨想象一下那个完整的场景:一个古人,无论贵贱,当他不得不走进那个气味冲天的角落时,首先得对付钻鼻子的恶臭。他或许会熟门熟路地拿起两粒干枣,或是揉一团废纸,塞住鼻孔,在弥漫的臭味中为自己争取一小块相对能呼吸的空间。然后,他得蹲在那颤巍巍的木板上,或坐在冰凉的恭桶沿上,完成内急。最后,他伸手拿起那根表面可能已经摩挲得有些光滑的厕筹,完成清洁,或许还得皱着眉头,顺手往茅坑里捅弄两下,防止堵塞。
这一套流程,没有丝毫美感,满是直面生存窘迫的粗糙感。红枣那点可怜的香与甜的念想,早被厕筹木棍代表的赤裸裸的污秽与清洁的现实,压得荡然无存。这两样东西并置在厕所里,就是一种最直白的宣告:在这里,体面是奢侈品,能顺顺利利解决基本需求,才是硬道理。
这老习惯是什么时候慢慢消失的呢?过程慢得很。纸张变得便宜易获取,是唐宋以后的事了,但即便到了明清,乃至老一辈人小时候,在很多乡下地方,用 “棍儿”“瓦片” 或者干土块如厕,仍然是常事。真正让红枣和厕筹彻底成为坊间谈资的,是西洋的抽水马桶和便宜柔软的卫生纸传入中国之后,人们才突然知道,原来上厕所,还可以是另外一番干净清爽的样子。而卫生纸真正在农村普及开来,已是民国之后,甚至到建国后才慢慢实现。
所以这事说起来前十证券公司,根本不是什么风雅趣闻,就是一段带着味道的民间生活史。它告诉我们,古人过日子,远没有诗词歌赋里描绘的那般处处有滤镜,他们在很多方面,都不得不在物质的匮乏和条件的局限中,琢磨出一些今天看来格外无奈的法子。那根打磨过的厕筹木棍,还有那盘用来堵鼻子的干枣,就是这些法子中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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